由寄生虫寄生于畜禽体内外所致病证的总称。中国对畜禽虫证的认识和防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寄生虫的象形文字记载。汉代出现的《神农本草经》中已有用中药杀虫的记载。晋代的《肘后备急方》对虫证有进一步的认识，指出：疥癣中有虫，先用药水洗净，再涂药。公元6世纪《齐民要术》对羊疥癣的防治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出：全身性疥癣，应分次分区涂药，不可一次涂遍全身，以免发生药物性中毒，并已发现疥癣有传染性，应隔离治疗。公元9世纪《司牧安骥集》首次记载了马混睛虫、蛲虫和蜱虫咬袖的独特防治方法。明代刊行的《元亨疗马集》中记有血汗症(副丝虫病)和马胃蝇蛆病。其中对混睛虫和蜱虫咬袖又有全面的补充和发展。《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记载了牛目生弩丝虫(即牛眼虫病)等新的虫证。《稗史汇编》中也有关于牛蛭(即牛肝蛭病)的记载。清代赵学敏编著的《串雅》中首次记载了牛身上生虫(即牛皮蝇蛆病)等。《活兽慈舟》中记载了牛脾虚生螬虫(牛蛔虫病)、马生蚘虫(即马蛔虫)、猪患螬虫和治牛吃蚂蝗方等。古代中兽医通过临证实践，认识到体质强壮，食欲好者不易发生虫证。因此，强调治虫之本，应杜其源。胃气强，虫不能留，亦不能生。虫证多体虚，故宜攻补兼施，否则虫长而正气散。这种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学术思想一直为后世医家所继承。

1949年以后，中国学者对虫证的中药防治研究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承和发展了巧治法;二是驱虫复方的验证和新方的制定;三是寻找新的驱杀虫体的特效中草药，并采用化学合成法加以推广应用。如针刺开天穴，巧取混睛虫，至今仍是有效的根本疗法。通过中西兽医结合加以改进，选用局部麻醉药，使眼球不动，易于操作;用注射器穿刺抽吸虫体，初学者也容易获得成功，使这一传统技术在兽医临证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对常见的危害畜禽健康的虫证，如牛肝蛭病、马胃蝇蛆病、牛皮蝇蛆病、疥癣等进行了古方临证验证和新方临证治疗的控制试验。如古方蝉蜕散治混睛虫，郁金散治马血汗，马疥方、当归醋浸治牛皮蝇等的效果均得到了肯定。新方肝蛭散、驱虫散、槟榔南瓜子合剂、鹤草芽散剂等也都有效。至于寻找新的特效中草药驱杀畜禽的诸虫，从临证治疗、控制试验、毒性试验、人工感染虫株试验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从有效成分分析和化学合成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如西北农业大学对青蒿素的衍生物青蒿酯治牛焦虫病的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对骆驼蓬治牛焦虫的研究，证实这两种药都是高效、低毒的广谱抗焦虫药。此外，对鹤草芽驱除绦虫具有良效，并将有效成分分离、化学合成为仙鹤草酚， 已在临证推广应用。

对虫证的研究，应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 中西结合，继续整理提高传统的驱杀畜禽体内外寄生虫的有效方药，进一步寻找新的有效、低毒的抗虫中草药，并进行药理、有效成分等方面的研究，为保证畜禽健康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