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医学是道教徒在实现以道为最高信仰，以成仙为最终目标的过程中，充分吸收传统医学的经验、知识、理论，并结合道教的炼养法术，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宗教医药养生体系。道教徒侣在实现他们的宗教情怀和信仰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把医学作为度人济世的工具，从而学习掌握传统中医学的经验知识，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发展;一方面把修身养生作为炼己成仙的技术，坚持以个体生命为实验对象，企图通过行气、导引、服食及坐忘、存思、内丹等炼养手段达到形体和精神的永恒，并由此探索、总结出一套成仙的方法和理论。这种传统医学和宗教炼养高度结合的知识体系，尽管其本质是宗教的，但其内容却科学理性和宗教神秘兼而有之。尤其是那些看起来似乎神秘玄奥的东西，恰恰最具有特色最富于魅力，不仅是区别于其他宗教或文化的根本特征，而且是最值得深入发掘和科学整理的内容。

孙思邈是继葛洪、陶弘景之后又一个最著名的道教医学家。史称其学稔儒经，业擅岐黄，善读老庄，雅好释典。时人评为“道洽今古，学有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及其推步甲子，度量乾坤，飞炼石之奇，洗胃肠之妙，则其甘公、洛下闳、安期先生、扁鹊之俦也。”孙思邈年青学道，曾隐身于太白山炼丹修道，采药行医，凡四十多年。后入世度民，亦医亦道，出入百家，游艺多门，既具大医精诚之风范，又怀坐虎针龙之绝技，道教尊其为真人，民间誉其为药王。晚年撰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不仅编集内外妇儿、本草针灸等辨治经验，成为第一部临床实用百科全书，而且书中采纳道教道书之各种医药养生知识，成为道教经书总集《道藏》的应然内容。研究孙思邈《千金》两书中道教医学内容，总结其中关于人体生命研究最有价值的成果，不仅是中医药文献研究的任务，也是道教文化研究的要求。

笔者近年致力于道教医学研究，多有幸会良缘。先是喜获主持江西省社会科学重点规划课题“中国道教医药养生研究”，而成《中国道教医学》与《中国道教服食》二书。后又欣逢编纂《中华道藏》，忝为编委，主编校理《云笈七签》等道教类书及养生著作，凡八十三种。此次更得高文柱兄长拔赏，立项建题，邀我加盟《千金方》研究，先是惶悚不敢应，后又盛情难以却，只好勉承蚊负，策杖而从。如此，道缘于我可谓深矣，际遇于我可谓厚矣。多年的青灯黄卷，并未使我双鬓斑白，长期的把玩摩挲，从没感到兴味索然。相反，多少次夜深人静，神游太虚，思接千载，晤葛仙翁之丰腴，谒孙真君之清臞;多少回晨曦扑面，凭栏纳气，把剑临风，悟导引之精妙，念内视之神明。《千金》两书的博大精深，往往让我拍案叫绝，兴奋难平。我不啻千遍地翻阅《千金》两书，我也不只万遍的叩问孙真人，我总想把道教医学的奥秘弄个究竟。然而，褊陋如我者，纵有高尚之志，恨无切实之才，盲如摸象，望洋兴叹，始终无法逼近这神之殿仙之宫。记录在这里的五篇文字——《千金方服食研究》、《千金方食疗研究》、《千金方精神养生研究》、《千金方房中研究》及《千金方禁咒研究》，只是我粗粗触摸道教医学神殿的肤浅感受，离真正的研究还很远很远。

《千金方》服食研究

一、服食史略

(一)服食与服食方

服食，又称“服饵”，是指服用某些动植物、矿石或经过特殊炼制的所谓丹药，以达到强身健体、祛病返年，乃至“长生不死”的一种古代养生方术。其中，服用矿石类药物又叫“服石”，服用丹炼类药物则叫“服丹”，是两类特殊的而又影响深远的服食术。服石和服丹又往往兼而行之，即在服石的同时也服用丹炼药。因而，前人在论述服石的时候，也多包括服丹的内容。

服食的药物，可以是仅有一种的单味方，也可以是多种配合的复合方，统称为服食方。服食方的剂型，同中医方剂一样，除了汤剂之外，既可以有丸、散、膏、丹之分，也可以有茶、酒、浆、羹之别。但服食方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中医药方，它在价值取向、用药主体和服用指征上有着与中医学本质的区别。服食方以长生不老、成仙升举为理想目标，用药以金石为主体，没有明确的服药指征，不讲究严格的配伍，以久服多服为习尚。而中医药方则以治病祛疾、救死扶伤为出发点，用药以草木药为主体，强调辨证论治，对症下药，并讲究严格的配伍规律，要求君、臣、佐、使搭配得当，服药以愈为期，中病即止。这是二者的基本区别。

(二)服食术的发展简史

服食术在历史上经历了由寻求长生不死药到服食草木药，再到服食金石药，最后到炼服丹药这样一个发展顺序。

服食术起源于战国的神仙方士，与行气、房中同为当时方术的三大流派。神仙信仰是孵化服食的直接条件。大约在晚周春秋时期，长生不死的观念已经产生，各种神仙传说或记载相继出现，如《老子》提出的“长生久视之道”，《山海经》有关“不死民”、“不死之国”、“不死之药”的传说，《庄子》关于“神人”、“至人”、“真人”、“圣人”的描述，大抵反映了神仙崇拜的史实。有了信仰，就必然有为实现信仰的行为。因而在战国秦汉时期出现了一阵阵的求仙热潮，甚至形成了专以寻神求仙为务的“方仙道”人物，演化出许多成仙的办法——方术、方技。当时，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希望找到一种“不死之药”，以求实现“长生不死”的愿望。《史记·封禅书》所载齐威王、宣王、燕昭王以及秦始皇、汉武帝派方士入海上神山，以“冀遇海中三神山奇药”或“安期生食巨枣”，可以视为寻求长生不死药时期。

海上神山虚无缥渺，不死之药最终没有找到，但是人们成仙的愿望并没有泯灭，于是转而寻求身边的现实世界，希望能从普通的动、植物中找到不死的仙药，从而揭开了服食草木生物药的序幕。约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载录上药120种，认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以后葛洪《抱朴子·仙药》引《神农四经》也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秦汉以降，直到魏晋，是服食草木药的主要时期。

然而，“草木药，埋之即朽，煮之即烂，烧之即焦，不能自生，焉能生人”。在经过了数百年的草木服食之后，人们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发现“服草木之药，可得延年，不免于死也”(《黄帝九鼎神丹经》)，于是才把眼光转移到那些不易腐烂变质的金石矿物上来。葛洪《抱朴子·仙药》引《玉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药，其命不极。玄真者，玉之别名也。令人身飞轻举，不但地仙而已……服之一年已上，入水不霑，入火不灼，刃之不伤，百毒不犯也。”正是在这种服石成仙理论的倡导之下，服食金石丹炼药成了魏晋以后文人士大夫及道教徒侣相与宗行、风靡600多年的炼养活动，并由此促成了外丹学的产生。

以服饵为目的的炼丹术，虽然肇始于古代的黄白冶炼术，但它是伴随服石而兴起流行开的，其原因是因为矿石药物不纯有毒，经过冶炼后可以汰去杂质，得到更为纯净的药金灵砂，而且经过炼制的丹药寓含着物理变化的特性，更能促使人体产生机能乃至素质的变化，从而实现轻举飞升的愿望。这就是在服石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服食丹炼药方术。

以上所述的服食历史顺序，不是独立割断的，而是叠加相兼的，即在服用草木药的同时，已经有了服石的活动，服石产生以后又伴随着丹炼药的服食，而在整个服食历史中，服石与服丹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唯有草木药的服食晚近仍然绵续，直至现代仍有人好之乐之，只不过从羽化成仙的幻想回归到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现实生活而已。

二、道教服食方的类型和特点

道教服食方，是古代方士、道士在长期的服食炼养过程中逐步积淀而成的一类特殊的方剂。其所以特殊，是因为这类方剂的产生背景与道教教义有着直接的关联，即它的价值取向是以长生久视、不老成仙为目的的。正因为如此，有的古籍在辑录或征引这类方剂时，径称之为“神仙方”(《太平圣惠方》)或“神仙服饵方”(《圣济总录》)。

道教的服食方数以千计。但就其内容来看，大体可以分为草木方和丹石方两大类。每类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一)草木方及其特点

草木服食方，根据其组成又可分为三个细类：一是由草本木本药物或某些芝菌组成的，为单纯的草木方;二是由鸟兽虫鱼的血、肉、骨、角等组成的，道教称为“生物方”;三是由日常食用的谷米、瓜果、菜蔬等组成的，可称为谷米果蔬方。关于前两类，道教有专门的界说。如草木方，《太平经·草木方诀第七十》说：

草木有德有道而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谓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治事立诀愈者，名为立愈之方;一日而愈，名为一日而愈方;百百十十相应愈者是也。此草木有精神，能相驱使，有官位之草木也;十十相应愈者，帝王草也;十九相应者，大臣草也;十八相应者，人民草也;过此而下者，不可用也，误人之草也。是乃救死生之术，不可不审详。方和合而立愈者，记其草木，名为立愈方;一日而愈者，名为一日愈方;二日而治愈者，名为二日方;三日而治愈者，名为三日方。

生物方，《太平经·生物方诀第七十一》说：

生物行精，谓飞步禽兽跂行之属，能立治病。禽者，天上神药在其身中，天使其圆方而行。十十治愈者，天神方在其身中;十九治愈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愈者，人精中和神药在其身中。此三者，为天地中和阴阳行方，名为治疾使者……得而十十百百而治愈者，帝王上皇神方也;十九治愈者，王侯之神方也;十八治愈者，大臣白衣至德处士之神方也。

《太平经》关于“神木方”、“生物方”的论述，是从治疗疾病方面立言的，虽然没有谈到长生成仙的问题，但服食成仙也是在治疗疾病的基础上实现的。其中关于“帝王”、“大臣”、“人民”及“天神”、“地精”、“人精”等药效称谓，反映了当时对单味药特效的重视，而有关“立愈方”、“一日方”、“二日方”、“三日方”乃至“帝王方”、“王侯方”、“大臣方”等方剂疗效的称谓，则反映了对配伍方剂疗效高低的注意。

至于谷米果蔬方，道书虽没有专门界说，但有关论述在道书中则随处可见。且由于其内容本为日常食用之物，后来便与生物方组合而成为食治方，汇入中医的主流，反映在食疗本草或药膳学的有关内容里面。

草木服食方在外丹盛行之前，一直是道教服食方的主体，而外丹衰落之后，它仍继续流传，直至今天也还是中医方剂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草木服食方之所以能久传不没，自有它深刻的特点。

第一，草木服食方的主体内容多是天然植物的花实、茎叶、根块等，还有一些野生的芝菌。这些天然的植物，不仅没有什么毒性，甚至还“得山川之灵气”，“含日月之精华”，具有特殊的功用，或可轻身辟谷，或可驻颜美容，或可抗老延年。比如道教徒经常服食的松、柏，被称为是“百木之长”，树龄可长达千百年。《玉策记》说：“千年松树四边枝起，上杪不长，如偃盖。其精化为青牛、青羊、青犬、青人、伏龟，其寿皆千岁。”在道教徒眼里，松树一身皆是宝。其叶，“生毛发，安五脏，守中，不饥延年”(《本草纲目·松》);其根白皮，“辟谷不饥”(同上);其脂，“久服，轻身不老延年”(同上)。不仅如此，道书《淮南子》还说：“千年之松，下有茯苓。”茯苓即寄生在松树根上的地中菌块，道教徒称其为“四时神药”，故又名“茯神”、“茯灵”。《名医别录》说：“(茯苓)仙方服食亦为至要，云其通神而致灵，和魂而炼魄，利窍而益肌，厚肠而开心，调营而理卫，上品仙药也，善能断谷不饥。”黄精也是服食的常药，道书称为“太阳之草，乃芝草之精”，是尽得天地之精粹的“灵芝瑞草”。《博物志》也说：“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饵之可以长生。”《列仙传》所记的脩羊公、《神仙传》所记的王烈、《集仙传》所记的张正礼等，都是通过食黄精而成仙的。徐铉《稽神录》还记载了一个临川女子服食黄精轻身腾飞的故事。此外，杜甫诗云：“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年冰雪容。”李忠定诗：“太阳之草名黄精，养性独冠神农经。扫除白发有奇效，采食既久通仙灵。”这些诗文记载都说明黄精轻身辟谷、延年驻颜的功效实在不可低估。还有苍术，也是道教徒的主要服食品。苍术得山川之精气，“服之令人长生辟谷，致神仙，故有山精、仙术之号”(《本草纲目·术》)。道书《吐纳经》引紫微夫人《术序》说：“吾察草木之胜速益于己者，并不及术之验也。可以长生久视，远而更灵。山木隐逸得服术者，五岳比肩。”由此可见古代服食苍术的盛行。

第二，草木服食方由于没有什么毒性，可以较长时间或长时间大量服用。道教服食的草木药，多属于《神农本草经》的“上药”，“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多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这与传统中医以治病为目的，“对症下药”、“中病辄止”的原则是大为不同的。中医学认为，药物本为补偏救弊之用，固当中病辄止。药物既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滥用或无病用药，反而会给人体带来损害。宋代陈自明《外科精要》说：“用药之法，有是病必用是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则明确指出：“诸药皆不可久服，但可攻邪，邪去则已。”清代徐大椿也说：“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但是道教草木服食方不仅服食量大，而且服食时间都较长。如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载：“韩终服菖蒲十三年”，“赵他子服桂二十年”，“移门子服五味子十六年”，“楚文子服地黄八年”，“林子明服术十一年”，“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凌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云笈七签》载裴玄仁“服食茯苓，饵卉醴腴，积十一年”。《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也载有岑道愿“常食黄精”、五傅“常服黄连”、刘根“常服枣核中仁”等。凡此都说明道教服食要假以时日，积久才能见功。否则，以远效难求，不能坚持长期服食者，就很难达到服食的目标。嵇康《养生论》曾批评那些“自力服药，半年一年，劳而未验，志以厌衰，中路复废”的人，指出他们“意速而事迟，望近而应远，故莫能相终”，自然也就无法取得“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的效果。

第三，早期的草木服食方多以单味药为主，绝少复方。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道教讲究纯一，忌讳驳杂，正如后世医家所认识的那样：“至于药饵则贵专而少，不贵泛而多”(《续名医类案·卷十一·虚损》);二是单味药的特效易于判别，且单味药易寻易办，采制简便。但是到了后来，服食方中复方的比重多了起来。而这些复方的产生，又往往是救偏补亏、治病祛疾的需要所致。由此透露出道教服食从飞举成仙的虚幻逐步回归到治病救人现实的某些机缘。

(二)丹石方及其特点

丹石服食方是金石方和丹炼方的总称。从草木服食方发展到丹石服食方是道教服食的一种历史演进。

古人在经过长时期的草木服食之后，并没有出现他们理想的效果。燕王、荆王没有长生，秦皇、汉武也相继死去，许多方士也没有获得成功。这就使得服食者不能不反思，原因在哪里?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便是：草木药本身就不是不死的(即使是千年古松，也终归一死)，又怎么能使人长生不死呢?正如《抱朴子·金丹》指出的那样：

草木之药，埋之即腐，煮之即烂，烧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

因此，服食家们在继续寻求“不死药”的时候，自然就把眼光注意到了那些不易腐烂不会变质的金石矿物药，而且提出了新的服食理论。《抱朴子·仙药》说：

《玉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药，其命不极。玄真者，玉之别名也。令人身飞轻举，不但地仙而已。

于是，在服食草木药失败之后，又开始了服食金玉矿石药的阶段，大批的金石服食方也由此而产生。

道教服食的金石药主要有丹砂、黄金、白银、玉屑、钟乳、云母、雄黄、曾青、石英、赤石脂、太乙禹余粮等。这些药物有单服者。如《抱朴子·仙药》所言：“五芝及饵丹砂、玉札、曾青、雄黄、云母、太乙禹余粮，各可单服之，皆令人飞行长生。”唐代京里先生所著《神仙服饵丹石行药法》载有三十八种炼制、服饵仙丹石药之法，大多为矿石药单方，如饵服丹砂计二十一方，饵服雄黄十一方。《云笈七签》卷七十五所载“炼云母法”十方，“众仙服云母法”二十六方，也多为单味方。此外，也有将多味金石药配伍服食或以金石配草木药服食者。《太清石壁记》所录淮南王时代的“五石丹方”，即以丹砂配伍磁石、曾青、雄黄、矾石而成。魏晋时期普遍服食的“五石散”(或称“寒食散”)，据考证系矾石与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钟乳的复合配方。孙思邈《千金要方》所载“西岳真人灵飞散方”，则以矿石药云母粉、钟乳粉配伍茯苓、柏子仁、人参、续断、菊花、地黄、桂心等草木药而成。

上述金石服食方，不管是单方还是复方，多为天然矿石药，或水煮，或捣为散剂，不需要经过特殊的炼制。但由于矿石药物质地坠重，难以吞服及不会变化等原因，人们难以把金石坚固不败朽的性质转移到自己身上来。于是在服食金石药的同时，道教徒又继承了古代炼丹的技术，把矿石配伍成方(或加入某些草木药)，希望通过冶炼，从中提炼出“神丹金液”来，人们再服用这些“神丹金液”就能不死成仙。《黄帝九鼎神丹经》说：

丹欲长生，而不得神丹金液，徒自苦耳。虽呼吸导引，吐故纳新，及服草木之药， 延年，不免于死也。服神丹令人神仙度世，与天地相毕，与日月同光。坐见万里，役使鬼神，举家升虚，无翼而飞，乘云驾龙，上下太清，漏刻之间，周游八极，不拘江河，不畏百毒。

葛洪也在《抱朴子·金丹》中说：

长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不在导引与屈伸也，升仙之药，在神丹也。

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批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

所谓“神丹”，就是矿石炼成的丹药;“金液”，则是用丹药点化成金的溶液。二者合称为“金丹”。唐宋后内丹兴起，为了避免混淆，又把金丹称作“外丹”。

我国的外丹术起源很早，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萌芽，至迟在秦代已经形成。最早见诸文献记载的炼丹活动，是在汉初。《史记·封禅书》关于汉武帝“亲祠灶”的记载，可以看做是明确以服饵为目的的炼丹活动。道教创立后，道教徒从古代方士手里继承的炼丹遗产，并发展为专制“长生不死”药的神仙法术。

炼制外丹的原料，主要是矿石药，也有加入草木药或动物药的。矿石原料多达百种，最常用的有丹砂、汞、铅、黄金、铜、硫黄、雄黄、雌黄、硝石等。草木药有灵芝、茯苓、天南星、五倍子、覆盆子、菟丝子等。动物药则有动物的血毛、贝壳、人乳、人尿等，范围非常广泛。

道教千余年的炼丹实践，虽然最终难免失败的结局，但却为我们留下了难以统计的丹炼服食方。从最早的《黄帝九鼎神丹经》的“九转神丹”到清末《金丹大成》的“灵药秘方”，无一不记载着道教徒企图通过服食以获得生命超越的实践痕迹，不过，这只是一种失败的记录而已。

其失败的原因，固然与它的宗教目的相关，因为从根本上来说，炼丹术是一种颠倒的古代技术，是一种在错误目的指导下的荒谬行为。但是，炼丹术在中唐始盛之后立即衰落，乃至完全消亡，也有它内在的因素，如耗资多，毒性大等特点都是加速其消亡的催化剂。

丹石炼饵不同于草木服食，它离不开实验，需要大量的设备与药品，需要花费许多钱财。因而一般的下层道士，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是难以问津此道的。历史上的炼丹术能得以绵延千年，甚至出现过红红火火的热闹时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家权势的大力支持。如说动汉武帝“亲祠灶”炼丹的李少君，根据《神仙传》的记载，曾师事安期生数十年，好不容易得其所授“神丹炉火飞雪之方”，但因年老家贫，无力“办合大药”(即金丹)，不免喟然长叹：“老将至矣，死将近矣，而财不足用，躬耕力作，商估求钱，必不致办合药，又吾亦羸拙于斯事也。”按照葛洪《抱朴子·黄白》的记载，道士大多数是贫困的，所以当时谚语说：“无有肥仙人富道士也。”葛洪本人也是“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虚……贫无僮仆，篱落顿决，荆棘丛于庭宇，蓬莠塞乎阶霤，披榛出门，排草入室。”这种家庭条件，他是无力于炼丹实践的。后来他在晋成帝司马衍的支持下，出任盛产优质丹砂的勾漏县县令，才得以实现其炼丹养生的夙愿。另一号为“山中宰相”的炼丹大家陶弘景，也常常为炼丹原料难以采办而苦恼。好在他与梁武帝关系密切，所需药物都由梁武帝派人送来。《南史·陶弘景传》说：

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

其实，不只是李少君、葛洪、陶弘景，可以说历史上的炼丹术始终都与国家统治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唐朝是炼丹术的鼎盛时期，皇帝对炼丹的投资也是历代无可比拟的。“飞炼金丹，费耗资财，动逾万计”，这是常有之事。唐武宗不惜为道士“筑降真台，瑶楹金栱，银槛玉砌，晶荧炫耀，看之不定。内设玳瑁帐、火齐床、玛瑙柜、紫玉盆，焚龙火香，荐无忧酒”，目的当然是为了获得长生不死的金丹。唐宪宗甚至干脆任命炼丹道士柳泌为台州刺史，好让他倾“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长年术”。除了皇室的支持，历代许多诸侯、大臣、富贾也颇好其术，他们倾入大量钱财，供养大批丹道术士，也想分享到一份永生不死仙丹的好处。但是，事与愿违，狂热的宗教情绪和膨胀的贪婪欲望虽然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始终未能获得他们理想的仙丹。相反，随着炼丹的兴盛，服丹的人数也日益骤增，而服丹中毒的人也随之上升，尤其是当唐代六七位皇帝及一些大臣因服丹中毒相继死亡后，炼丹术的形势急转直下。宋以后，皇帝们被吓住了，炼丹术从此失去统治者的支持，而日趋式微。因此，纵观历史上的炼丹术，它之所以能迅速膨胀并畸型发展是与统治者的贪欲与扶持分不开的，而它最终的销声匿迹也是由于统治者的害怕与冷落造成的。

当然，造成统治者害怕与冷落的原因，主要是丹石服食方的毒性大，服食者常常造成慢性中毒，严重的可致肢体残废，甚至毒发身亡。其实，对于炼丹术的荒诞性与危害性，早就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北齐颜之推曾就炼丹服饵事告诫其家人说：“金玉之费，炉器所须，益非贫士所办。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颜氏家训·养生第十五》)此前，皇甫谧、释慧义、陈延之、鲁国孔恂、薛曜等人曾对魏晋南北朝普遍服食的寒食散进行过专门的论述，隋·巢元方则收集各家论述，撰成《解散病诸候》凡二十六论，收入《诸病源候论》第六卷，书中不仅对服食寒食散发动为病的各种证候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且特别指出，丹石药虽然治病，但毒性反应亦非常剧烈，有一定之适应症，不能盲目滥用。同时，还记载当时之人竞服丹石药，以致夭死者叠出的历史事实，以戒后人。如书中记载：

或暴发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长互，舌缩入喉;东海王良夫，痈疮陷背;陇西辛长绪，脊肉烂溃;蜀郡赵公烈，中表六丧;悉寒食散之所为也。

平阳太守刘泰，亦沉斯病。

河东裴季彦，服药失度……但饮冷水，以水洗之，用水数百石，寒遂甚，命绝于水中，良可痛也。(《诸病源候论》卷六)

此后，孙思邈、王焘等人的著作都论述过丹石毒害的问题，并载有许多解毒方。孙思邈是唐代杰出的道医，也是著名的炼丹家。他虽有“石在身中，万事休泰”之论，但对于五石散一类有大毒的石药，是反对服食的。他曾指出：

寒石、五石、更生散方，旧说此药方上古名贤无比，汉末有何侯者行用，自皇甫安以降有进饵者，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复。余自有识性以来，亲见朝野仁人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千金要方》卷二十四)

《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载有解五石毒、散发方一百多首，《外台秘要》载解石发方二百多首。

唐代道书《悬解录》则公开承认：

金丹并诸石药各有本性，怀大毒在其中。道士服之，从羲轩以来，万不存一，未有不死者。

既然已经认识到了丹石药物的毒性危害，本应迷途知返，但人们受狂热的宗教情绪和膨胀的贪恋私欲驱使，又在道教尸解分说的掩饰下，仍然热衷此道，乐而不疲，直至服丹致死的事例不断发生，人们对丹毒问题才有了较清醒的判断能力。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扎记》所记，唐代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因服食丹药而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代因丹毒而死的大臣也不在少数。大学士李千服丹夭亡后，韩愈因撰《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记亲眼所见服丹而死的大臣就有工部尚书归登、殷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刑部侍郎李健、工部尚书孟简、东川节度御史大夫卢坦、金吾将军李道古等七人。白居易的好友崔群、元稹也是服丹而死的。此外还有李抱真、林彦振、五代的梁太祖朱全忠等，都因丹毒而亡。至于无名百姓，因服丹而死去的，无疑就更多了。正是这些惨痛的教训，终于唤醒了人们的理性回归，再也不敢轻易服食丹药了。因此，到了宋朝，皇帝、大臣都被吓住了，不敢轻举妄动，去炼丹服丹。随着内丹术的兴起，外丹最终被挤出了历史舞台。

三、道教服食方的传承演变

(一)纯天然草木药方的传变

这部分药方，被收入中医有关神仙服食、辟谷休粮、驻颜美容、抗老延年的方书中。如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卷27“服食法第六”收方26首。《千金翼方》卷5、卷12、卷13、卷15等收录“养性服饵”、“辟谷”、“补虚”、“生发黑发”等方100多首;王焘《外台秘要》卷23、卷31、卷32收录诸家丸散药酒等服食方数十首。宋代《太平圣惠方》专列《神仙方》一卷(即卷94)，收神仙服黄精、地黄、天门冬及神仙绝谷法等草木服食方百余首，另有卷95药酒，卷90补益方及散在各卷内的草木服食方也为数不少，可谓是宋以前服食方之集大成者。宋代另一部大型方书《圣济总录》也设有“神仙服草木药”、“神仙去三尸虫”等专卷，对草木服食方进行了收集整理。宋时日本丹波康梭编写的《医心方》，也在第26卷内收有“延年良方”、“实色方”、“益智方”、“辟谷方”、“去三尸方”等服食方近百首，第28卷“房内”还收有不少有关房中补益的草木服食方。明代周定王朱编集的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方书《普济方》，其“服饵门”收有众多的草木服食方。朝鲜人金礼蒙等编集的《医方类聚》，其“养性门”共7卷，蒐罗明代以前有关道教服食方的资料十分详尽，蔚为大观，而草木服食方又占了十分重要的比例。到了清代不仅在我国历代以来最大的一部医学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录有大量的草木服食方，而且还出现了有关草木服食内容的专著，如《成仙秘方五十种》、《清宫秘方大全》、《神仙济世良方》等。

(二)谷米果蔬及生物方的传变

唐代道医孙思邈首先在其名著《千金要方》中设立“食治”专篇，对道教服食谷米果蔬及鸟畜虫鱼的情况作了总结，篇中收载药用食物154种，分为果实、菜蔬、谷米、鸟畜四大类，并对各种食物的性味、功效进行了逐一介绍。孙思邈还在该篇的《序论》中指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强调：“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并就“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的种种情况进行了详尽论述。至此，食治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道教服食的谷米果蔬及鸟兽方，独立成专门的食治方。孙思邈的弟子孟诜在《千金要方·食治》的基础上，蒐集前人食治效方，编成《补养方》一书。孟诜的弟子张鼎(号悟玄子)又将《补养方》增补80余条，改名为《食疗本草》。此后，食疗内容的本草方书不断涌现，形成了系列化的倾向。唐有昝殷的《食医心鉴》;宋有林洪《山家清供》、陈达叟《本心斋蔬食谱》、陈士良《食性本草》、吴瑞《日用本草》、贾铭《饮食须知》、李杲《食物本草》;明代是食疗著述最为丰富的时期，除朱的《救荒本草》，宁源的《食鉴本草》，穆世锡的《食物辑要》，鲍山的《野菜愽愽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外，仅标名《食物本草》的就有薛己的2卷本，卢和的4卷本，汪颖整理的7卷本及钱允治校订本，后来姚可成又汇辑诸本，成为22卷本，还有胡久俟、吴文炳两家的《食物本草》，均为2卷本。沈李龙又穷蒐历代食疗著作，广辑群书，“摘其精要，益以见闻”，编成10卷本的《食物本草会纂》。清代的食疗发展迅速，食治著作在历代存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不少，著名的有朱本中的《饮食须知》，汪启贤的《食物须知》，朱彝尊的《食宪鸿秘》，何克谏的《食物本草备考》、《养生食鉴》，柴裔，费伯雄，石成金三家的《食鉴本草》，以及章穆的《调疾饮食辨》，王士雄的《随息居饮食谱》等。

(三)丹石方的传变

分析传世的丹石方，主要有如下三大类型：

一是治风去冷痰的温阳方。这类丹石方多以适量的雄黄、硫黄、阳起石等温里壮阳的矿石药炼制而成，对于脏腑积冷，下元虚寒之人有较好功效，适应于男子肾阳虚衰，精冷阳痿，腰膝冷痛或女子风冷血气，胞宫虚寒，宿血肠风，癥癖积聚等症。

二是安心神治惊邪镇静方。这类丹石方多以丹砂、黑铅、金箔等具有镇惊安神作用的石药配制而成，对于风邪热毒，惊风癫痫，鬼疰心痛，石发狂躁等心神狂乱、胡言妄语之人有效。

三是消痈治癣的外科方，这类丹石方多以水银、轻粉、白矾、硫黄、矾石等具有消肿拔毒、杀虫止痒、蚀腐生新作用的矿石药炼制而成，对于痈肿、溃疡、顽癣、恶疮往往有特殊的疗效。

四、《千金方》草木服食研究

服食历经千年，发展到魏晋隋唐，尽管服石之风越来越盛，几乎成为服食的主流，但草木服食始终没有断绝。较之秦汉，草木服食似乎更趋于理性，更现实可行。比如，服食者不再去寻找什么灵芝仙药、巨枣奇瓜，也不刻意寻求什么奇珍异果，而只在身边选取易采易办之品，甚至自己种造，以为资身药菜而已。因而，此时的服食特点是，品种稳定，置办平易，次第分明，四时有度。著录在《千金要方·养性·服食法第六》、《千金翼方·养性·养性服饵第二》以及《千金翼方·辟谷》等篇卷的服食内容，大体反映了这一时期服食的特点。

(一)服食有序，阶粗至精

孙思邈全面继承了葛洪、嵇康、陶弘景等人的服食养身的思想，把服饵作为养性的重要内容。因而在《千金要方》开卷《序例》中即设“服饵”专篇，提出“凡人四十以下有病可服泻药，不甚须服外药。必若有所损，不在此限。四十以上，则不可服泻药。五十以上，四时勿缺补药。如此乃可延年，得养生之术耳。其方备在第二十七卷中”。二十七卷著录的就是服食方。接着又说：“凡有虚损，无问少长，须补即补，以意度量而用之。”在《千金翼方·退居》中孙思邈还强调说：“人非金石，况犯寒热雾露，既不调理，必生疾疠。常宜服药，辟外气和脏腑也。”孙氏的这些话反映出服食的目的不是霞举成仙，而是辟外气和脏腑补虚损。

服食应该有一定的步骤和规律，孙思邈对此十分清楚。他在《养性·服食法第六》引述前人的经验说：“夫欲服食，当寻性理所宜，审冷暧之适，不可见彼得力，我便服之。初御药皆先草木，次石，是为将药之大较也。所谓精粗相代，阶粗以至精者也。”并且补充说：“服饵大法，必先去三虫，三虫既去，次服草药，好得药力;次服木药，好得力讫;次服石药。依此次第，乃得遂其药性，庶事安稳，可以延龄矣。”孙思邈强调的这个服食次第，不只是简单的由粗至精的时间顺序，而是符合人体养生性理的要求，这就是葛洪所说“先服草木以救亏缺，后服金丹以定无穷”的道理。

按照这个服食次第，《养性》所收录的服食方，即先是去三尸虫方，次是天门冬、地黄等草药方，接着是松子、柏实、枸杞根等木药方，最后是云母、钟乳等丹石方。

(二)四时有方，平实易行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养性·服食法》提出春夏秋冬四季服食的代表方：“凡人春服小续命汤五剂，及诸外散各一剂;夏大热，则服肾沥汤三剂;秋服黄芪等丸一两剂;冬服药酒两三剂，立春日则止。此法终身常尔，则百病不生矣。”在孙氏看来，如果坚持四时服用补药，终身如此，就能百病不生。

小续命汤在《千金要方》卷八《诸风第二》，有三方，用药出入相间，大抵为防风邪发动，治中风冒昧之方，今录其首方如下：

“小续命汤，治卒中风欲死，身体缓急，口目不正，舌强不能语，奄奄忽忽，神情闷乱，诸风服之皆验，不令人虚方：

麻黄、防己、人参、黄芩、桂心、甘草、芍药、杏仁各一两，附子一枚，防风一两半，生姜五两。

上十二味㕮咀，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黄三沸，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三服，甚良。不差，更合三四剂，必佳。取汗随人风轻重虚实也。有人脚弱，服此方六七剂得差。有风疹家天阴节变，辄合服之，可以防瘖。一本云：恍惚者，加茯神、远志。如骨节烦疼，本有热者，去附子，倍芍药。”

肾沥汤见于《千金要方》卷十九《肾脏》，亦有三方，另两方为“又方”及“增损肾沥汤”，其本方原书记为：

“治虚劳损羸乏，咳逆短气，四肢烦疼，腰背相引痛，耳鸣，面黧暗，骨间热，小便赤黄，心悸目眩，诸虚乏，肾沥汤方：

羊肾一具，桂心一两，人参、泽泻、甘草、五味子、防风、芎䓖、黄芪、地骨皮、当归各二两，茯苓、玄参、芍药、生姜各四两，磁石五两。

上十六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肾，取一斗，去肾入药，煎取三升，分三服。可常服之。”

黄芪丸亦见于《千金要方》卷十九《肾脏》，有二方，均为疗虚劳方。首方为：

“黄芪丸，治五劳五七伤，诸虚不足，肾气虚损，目视䀮䀮，耳无所闻方：

黄芪、干姜、当归、羌活、芎䓖、甘草、茯苓、细辛、桂心、乌头、附子、防风、人参、芍药、石斛、干地黄、苁蓉各二两，羊肾一具，枣膏五合。

上十九味末之，以枣膏与蜜为丸。酒服如梧子十五丸，日二，加至三十丸。”

冬服药酒没有载方，根据《服食法第六》及《千金翼方·辟谷》著录，有枸杞酒、白术酒、五精酒等。今择《服食法第六》所载枸杞酒方介绍如下：

“枸杞酒方，枸杞根一百二十斤，切，以东流水四石煮一日一夜，取清汁一石，渍曲一如家酝法。熟取清，贮不津器中，纳干地黄末二斤半，桂心、干姜、泽泻、蜀椒末各一升，商陆末二升，以绢袋贮，纳酒底，紧塞口，埋入地三尺，坚覆上，三七日，沐浴整衣冠，再拜，平晓向甲寅地日出处开之，其酒赤如金色。旦空腹服半升，十日万病皆愈，三十日瘢痕灭。恶疾人以水一升，和酒半斤，分五服愈。”

《千金要方》关于四季通补的服食方，不见于此前的文献，但对以后服食养生影响很大。许多医家受其启发，分别拟具了各有特色的四时服食方，如唐末无名氏的《四气摄生图》，明·高濂《遵生八笺》等。尤其是高濂所辑四时通补的黄帝制四季所服奇方及太上肘后玉经八方，成为流行最广的服食方。

除四时通服方外，《千金方》两书“服食法”、“养性服饵”及“养老食疗”等篇所辑集的草木服食方计有天门冬方、地黄方、黄精膏方、茯苓酥、茯苓膏、杏仁酥、地黄酒酥、造草酥、天门冬丸、饵术方、服乌麻法、饮松子方、饵柏实方、服松脂方、服枸杞根方、彭祖松脂方、守中七方、服杏仁法、服菖蒲方、彭祖延年柏子仁丸、乌麻脂、大黄芪丸、王乔轻身方、不老延年方、五参丸及服牛乳方等。从这些服食方的组成来看，涉及的基本药物为地黄、黄精、茯苓、天门冬、术、乌麻、菖蒲、人参、黄芪、杏仁、枸杞、松柏实、松柏脂等，除个别药物外，大多能够种植或易于收集，置办。这样就使服食术由过去的帝王权贵进入到平民百姓，由寻觅于海上神山落脚于院前篱边，由虚无缥渺回归到世俗现实，由遐举飞升转换为健体延年，因而唐以后的大多数服食方都合流于中医保健食疗方，成为中医方剂的重要内容。

(三)辟谷去虫，独具特色

辟谷，是古代服食派的一个分支，或是服食的一种类型，又称却谷、断谷、绝谷、绝粒、休粮，是指不食五谷的修炼方术。辟谷术发源也很早。《庄子》记有“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居于藐姑射之山。《史记·留侯世家》记张良“性多病，乃学辟谷，导引轻身”。说明战国秦汉时，辟谷之术已很流行。马王堆出土文献中有《却谷食气》一篇，是现存最早的辟谷文献。

辟谷，并非绝食，并不是不吃任何东西，只不过不吃五谷杂粮罢了。辟谷之士，除了饮水外，主要吃一些富含蛋白、脂肪、维生素的水果或草木类药物，或桃、李、杏、枣，或术、苓、麻、芝、地黄、黄精等，《却谷食气》开首即言“却谷者食石韦”。

却谷和食气联姻，不食五谷而专服天地之生气，可能是某种饮食观念影响的结果。《淮南子》曾说：“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夭，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在辟谷者看来，食谷者之所以不能长生，是因为五谷杂粮积于肠中，渣滓秽浊充塞体内，而食气者春食朝霞，冬食沆瀣，吞饮天地日月之清气，腹无积聚，肠无污秽，故能“神明而寿”。但人毕竟不能不吃东西，否则就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颜氏家训·养生篇》说：“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既不能不吃东西，又不愿放弃神明而寿的追求，方士们的绝妙作法就是断绝五谷即避食五谷，而代之以地黄、黄精等草木果实，使不死的追求之梦延伸下去，而辟谷之术也得以在悖论和性理的隙缝中绵绵不绝。

辟谷绵延流传的另一原因，与道教去三尸的观念有关。三尸虫，是道教医学的颇具神秘色彩的病因学理论。道教认为，人体中有三尸九虫，为万病之源。道书《太上三尸中经》云：“人之生也，皆寄形于父母胞胎，饱味于五谷精气，是以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虫，为人之大害。”三尸，亦称三彭，分居人体上中下三部。”上尸名彭倨，在人头中，伐人上分，令人眼暗、发落、口臭、面皱齿落。中尸名彭质，在人腹中，代人五脏。少气多忘，令人好作恶事，啖食物命，或作梦寐倒乱。下尸名彭矫，在人足中，令人下关搔扰，五情勇动，淫邪不能自禁。”上尸好宝物，中尸好五味，下尸好色欲，三尸实是人之贫婪欲望的根源，是毒害人体的邪魔。九虫，则是人体中的九种寄生虫。《千金要方·大肠脏·九虫第七》指出：“九虫：一曰伏虫，长四分;二曰蛔虫，长一尺;三曰白虫，长一寸;四曰肉虫，状如烂杏;五曰肺虫，状如蚕;六曰胃虫，状如虾蟆;七曰弱虫，状如瓜瓣;八曰赤虫，状如生肉;九曰蛲虫，至细微，形如菜虫状。伏虫，则群虫之主也。蛔虫贯心则杀人。白虫相生，子孙转多，其母转大，长至四五丈，亦能杀人。肉虫令人烦满。肺虫令人咳嗽。胃虫令人呕吐，胃逆喜哕。弱虫又名肺虫，令人多唾。赤虫令人肠鸣。蛲虫居胴肠之间，多则为痔，剧则为癞，因人疮痍，即生诸痈疽癣瘘瘑疥龋。”三尸九虫在人体内吸取人的营养，完全靠谷气来生存，如果人不食五谷，断了谷气，三尸九虫就无法生存。所以道教提倡的断谷休粮，也是消灭三尸九虫的一种手段。《抱朴子》云：“欲得长生，肠中当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对于辟谷之土是很有影响的。

孙思邈《千金翼方》第十三设《辟谷》专卷，辑录服茯苓方六首、服松柏脂方二十首、服松柏实方十九首，以及白术酒、枸杞酒、灵飞散等酒膏散方六首，另有服云母方三首，这些独具特色的道教服食方，大抵反映了唐初辟谷去虫的实际。《千金》以后，辟谷方渐滋渐繁。到了宋代，道书医书中的辟谷方均翻倍增加，仅《云笈七签》就收有辟谷方二百多首，《圣济总录》也收有一百多首。说明唐宋以后丹石服食渐衰，而辟谷服食则日渐浸多。

除了辟谷休粮外，直接以药物驱虫杀虫是道教服食的另一特色。道书《三尸篇》引《仙经》云：“凡服仙药，先去三尸。”孙思邈明确指出：“服饵大体皆有次第，不知其术者，非止交有所损，卒亦不得其力。故服饵大法，必先去三虫。”三虫去后，服食草木石药才能遂其药性，获得药力。此外，孙思邈还在《千金要方》卷十八《九虫第七》篇强调指出：“凡欲服补药及治诸病，皆须去诸虫并痰饮宿澼，醒醒除尽，方可服补药。不尔，必不得药力。”

去三虫方，汉末晋初即有，陈寿《三国志·华佗传》即载有漆叶青粘散，“言久服去三虫，利五脏，轻体，使人头不白”。说明去掉三虫，就能达到和脏健体的作用。《千金要方·养性·服食法第六》去三虫方只有二首，但在卷十八《大肠脏·九虫第七》录有去虫方四十五首。这些原本属于服食初阶的草木方，由于其独特专一的杀虫驱虫效果，渐渐从服食方中分离出来，成为中医方剂中的驱虫专类，从而丰富发展了中医方剂的内容，这也可以算是道教医学对中医学发展的贡献。

(四)种药造药，移花接木

如果说秦汉以前的草木服食药物还是以采集为主的话，那么到了晋唐时期，服食家则多半自己种植自己修造了。根据《千金方》两书的记载，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

《千金要方·养性·服食法》载有种地黄法、制作熟干地黄法及采炼松脂法，种造药的内容还不算太多。但《千金翼方·退居·种造药》则载有种植枸杞、百合、牛膝、合欢、车前子、黄精、莲藕、青蘘(胡麻)、地黄、杏、栀子、枳实及移竹编篱法，以及修造生熟干地黄、黄精、牛膝、藕粉、鸡头粉、菱角粉、葛根粉、蒺藜粉、茯苓粉、栝楼根粉等技术。这些种植炮制的技艺，有的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种植枸杞的四种方法，既有埋植枝条的，也有种子播植的，其整地平土，开垅作坑，上粪下水，浇水施肥以及锄草剪苗、采割料理，可谓面面俱到，其要求之高，叙述之细，一如《齐民要术》之谨严，读来令人叹服。又如造生干地黄法，从质料选择、水洗日曝，到熟捣绞汁，投酒更捣，然后以汁拌料，于日中曝干，或天阴时风干，无不交待明白，读之即可照办。而且明确说，如此炮制之干地黄比市中所售者气力数倍。既易办又可信，是十分珍贵的中草炮制史料。

种药造药，显然是服食活动普遍流行的结果。而服食家能够自己种植修造药物，无疑又使服食之术更加方便易行。由此也可说明，晋唐的草木服食并未因服石之风炽盛而衰息，反倒可能因为服石的寝息而大行于世，才使家种其品，人制其药，服食和制药相得益彰。

此外，由种药造药，发展为移竹编篱，植榆插柳、艺槿扶蓉的种花嫁卉，绿化院落而运动形体，愉悦身心，美化生活，又是服食活动带来的另一种境界。

五、《千金方》丹石服食研究

(一)提倡服石，躬行实践

1.重视丹石作用，长期坚持服食

孙思邈是服石的积极提倡者，他在《千金方》卷二十四强调指出：“人不服石，庶事不佳，恶疮、疥癣、温疫、疟疾、年年常患，寝食不安，兴居常恶，非止己事不康，生子难育，所以石在身中，万事休泰。”按孙氏所言，人若不服石，不仅一生会发生多种疾病，甚至还会影响后代。只要石在身中，便万事大吉。

服石有年龄要求和剂量规定。孙氏认为：“人年三十以上可服石药，若素肥充，亦勿妄服;四十以上必须服之;五十以上，三年可服一剂;六十以上.二年可服一剂;七十以上，一年可服一剂。”“人年五十以上，精华消歇，服石犹得其力，六十以上转恶，服石难得力，所以常须服石，令人手足温暖，骨髓充实，能消生冷，举措轻便，复耐寒暑，不著诸病，是以大须服。”

服石的年龄当在三十以上，三十以下或即已三十，但身体素来强壮、气血充实的人不须服，因为三十以下人“其年少不识事，不可妄服之”。所谓“不识事”，就是人知道散药的后力，每为服药获效而过度房事。年四十以上必须服石，原因是四十岁以上的人“精华消歇”，精华即为肾精气血。服石的剂量除了上述之外，《千金要方》还记载每剂药一般为八两，分作四薄(四份)，即一次服二两左右。

孙思邈不仅提倡服石，而且本人长期坚持服三石更生散，但他反对服五石散。孙思邈自述“余年三十八九，尝服五六两乳，自是以来深深体悉”。说明服散确有好处。这里的“乳”是泛称，当指“石药”，实即“三石更生散”。这可从《千金方》卷一之“凡人五十以上大虚者，服三石更生”，以及前引择石谈到钟乳、紫石英、白石英得到证实。孙氏是反对服用五石更生散的，《千金方》说：“寒食五石更生散方，旧说此药方，上古名贤无此，汉末有何候者行用，自皇甫士安以降有进饵药，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覆。余自有识性以来，新见朝野仕人，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今但录主对以防先服者，其方以从烟灭，不复须存，为含生害也。”由此可见孙氏只服三石散，而坚决反对服五石更生散。

孙氏既然这样强烈反对服五石更生散，为什么他又把这些“识者见之，即须禁之”的“大大猛毒”之方收进《千金翼方》中来呢?前后如此矛盾，使人不得其解。有人以为是因为这些方子虽有猛毒，不能用于养生，却可用于治疗某些特殊病。也有人说是孙氏删改了原何侯所服的五石散的成分。已没有什么毒性了，所以才心安理得他收了进来。其实，这些说法都在为尊者讳，曲为解释。笔者以为孙氏反对服五石更生散的意见是在50岁左右形成的，记在《干金要方》内，当时他亲见许多中毒的人，才认为此方不可存世，但到了晚年著《千金翼方》时，已隔《千金要方》30多年，而经过30多年的再观察，可能发现五石诸方实无大毒，关键在于将息节度得当，年龄剂量服法适宜，因此，决定收录入书。

2.重视石药质量，讲究飞炼研煮

孙思邈非常重视石药质量，指出：“乳石必须土地，清白光润，罗纹鸟翮一切皆成，乃可入服。其非土地者，慎勿服之，多皆杀人，至于鸩毒。紫石、白石极须外内映彻，光净皎然，非此亦不可服。”乳石质量包括二方面：一要道地产区，二要质地明亮润泽。在《千金要方》卷一《序例》中，他还强调“凡紫石英、白石英、朱砂、雄黄、硫黄等，皆须光明映澈，色理鲜静者为佳。不然，令人身体干燥，发热口干而死”。说明石药质量如果不好，不仅于人无益，甚至还会带来毒副作用。

服石不仅要选择质地精美的石药，而且特别讲究加工制作。孙思邈以“飞炼”为卷题来论述服石，寓意是非常明显的。尤其他在《飞炼》卷第一、第二篇中强调的“飞炼研煮钟乳”及“飞炼研煮五石”，更加表明了他对石药制作的考究。所谓飞，即水飞，指将石药久蒸后用玉槌研令极细，再澄取清水飞取粉，更以白练袋滤盛，甚至反复为之，以取澄净极细之药粉。炼，非为火炼，实为水炼，即将石药置金银器或瓷器中，著水煎煮，水减更添，或三日三夜，或七日七夜，甚至十日十夜，使钟乳变黄白为止。研，则是将久煮之石药置瓷器中，用玉槌捣碎，著水细研，水尽更添，令如稀泔状，使石药浮于水上，至白光润泽，晶莹可爱为止。煮，乃将研细如面之石药以绢袋盛放，再放入牛乳中煎煮。如此制作，务使药质尽纯尽美。道教认为，只有这样的石药，才能“补益充悦，强气力”。

3.重视钟乳石英，著录丹石药方

服石发展到唐代，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石药范围越来越广，石药方剂越来越多，各种石药方书纷然著录。据笔者粗略统计，唐代服食的石药达到100多种，石药方至少在1000首以上。仅以唐代道书为例，梅彪《石药尔雅》所载石药就有70多种，石药方100多首。《神仙服饵丹石行药法》也载有丹砂、雄黄、石钟乳、紫石英、赤石脂等石药，其中服食丹砂方21首、雄黄方11首。《云笈七签》卷七十五所辑唐代《神仙炼服石云母秘诀》，载录“炼云母法”10方，“服云母法”26方;卷七十八辑唐·苏游所撰《三品颐神保命神丹方》，载服食铁胤法方45首。

其二，在服食单味金石药的同时，服食金石烧炼而成的丹药亦成为风气。甚至在中唐以后，出现了外丹服食的全盛时期。当时炼制金丹大药不仅成为道教最主要的成仙法术，也使世俗社会许多人趋之若鹜。此风影响到上流社会，不少皇帝如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和大臣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以及文人学士李白、杜甫、李千、归登、李虚中、孟简等都争相服食丹药。即使最具现实主义思想的大诗人白居易，也难免卷入世俗服丹的漩涡中，筑庐山草堂参与炼丹活动。由于炼丹盛行，各种丹药方不断涌现，外丹专著也层出不穷，仅收入《道藏》的外丹著作就达数百种之多。

服石影响到医学界，直接反映于本草方书中。遗憾的是唐代本草著作均已散佚，方书得以完秩流传者也只有《干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而已，因此无法考知唐代石药石方的全貌，但从辑复的存世片段文献及有限的几部方书，对唐代服石药方似可推知一二。如石药品类，唐以前的《神农本草经》、《吴普本草》等书大约只有三四十种，而《新修本草》则载有石药80多种，《本草拾遗》更增加至近200种。孙思邈作为服石的积极提倡者和实践者，不仅在其所著《枕中记》、《太清丹经要诀》等道书中，著录了许多石药丹方，而且还在《千金翼方》卷二收录石药82种。尤其是书中载录的五石散(或寒食散)系列就有五石更生散、五石护命散、更生散、三石散、三石肾气丸、五石乌丸、五石肾气丸、张仲景紫石寒食散、损益草散、草寒食散、紫石英汤、靳邵更生散等10多首。外加服食云母、钟乳、雄黄、石英等法方，估计石药方总数有100多首。以上情况说明，唐代服石药方确有与日俱增的趋势。

尽管唐代的服石方很多，服石的种类也不少，但考察唐代本草方书及有关文献，最基本的石药为钟乳和石英，这从《千金翼方·飞炼》的著录也可得到证实。《飞炼》列钟乳为第一，石英等五石为第二，说明唐代以服食钟乳、石英为时尚，和宋以后以云母、铁胤为主大有不同。《飞炼》所录钟乳方虽只六首，但其剂型却有丸散酒乳四种，制备则飞炼研煮十分考究。此后王焘撰《乳石论》列于服石篇之首，柳宗元与崔简往来书信专论石钟乳均说明服食石钟乳的普遍。而所录五石类方，则以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白石脂和钟乳为基础，有时也用硫黄、禹余粮相出入。由此反折出孙思邈服石观的慎重及对钟乳、石英的推崇。

(二)重视解散，将息有度

最早研究服石将息的是晋代名医皇甫谧。根据《病源》所引，皇甫谧在论述寒食散方源时，说张仲景所创此方“御之至难，将之甚苦”。在谈到服食寒食散的节度时，又指出：“药虽良，令人气力兼倍，然甚难将息，适大要在能善消息节度，专心候察，不可失意，当绝人事。”此后陈延之《小品方》也称：“大散由来是难将之药。夫以大散难将，而未经服者，乃前有慎耳!”至于在具体的将息方法上，晋初就有将冷、将暖的不同主张。皇甫谧是属于将冷派的，主张服药之后，“常当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而与皇甫氏同时代的廪丘公则属于将暖派的，主张取暖将息，如服用温酒等。也有折衷两派的，主张随人体质本性而将息。如魏晋间的曹歙云：“凡服寒食散发者，皆宜随所服之人以施方治。人体气之不同者，若土风之殊异也。虽言为当饮酒，人性本有能不;虽言为当将冷，人体本有耐寒与不耐寒;虽言为当多食饮，食饮本有多少;虽言为当劳役，人筋于本有强弱;又肥充与消瘦，长老与少壮，体中挟他疹与不挟疹，耐药与不耐药，本体多热与多冷，凡此不可同法而疗也。”曹氏还批评有人偏执将冷法时说：“今举世之人，见药本方号曰护命神散，登服日便当解脱衣被，向风，将冷水自浇灌。夫人体性自有堪冷与不堪冷者，不可以概平也。譬犹万物，匪阳不晞，而染以玄水，反当以寒湿为干，又岂可谓不然乎?”南北朝时名医秦承祖在论述寒食散时，也是主张折衷两家之见的，其云：“玄晏雅材将冷，廪丘温暖为先，药性本一，而二论硕反。今之治者，唯当务寻其体性之本，源其致弊之由，善候其盈缩，详诊其大渊，采撮二家之意，以病者所便为节，消息斟酌，可无大过。若偏执一论，常守不移，斯胶柱而弹琴，非善调之谓也。”总之，魏晋南北朝时，由于服石之风的兴起，服石的毒害时有发生，因而日益引起人们警觉，各种将息之法随之产生，并形成了不同的将息派别。

隋唐时期，服石之风更为盛行，将息的方法也更为繁难复杂。孙思邈在巢氏《病源》的基础上，进一步集思广益，参照诸家，折衷两派，比较全面地辑集了当时的服石将息法。首先，他提出了将息的总的原则和禁忌。孙思邈说：“如法持心，将息得所。方药为益，善不可加”，“至于将息节度，颇识其性，养生之士，宜留意详焉。”服石有禁忌。孙氏认为，“凡服石之人，甚不得杂食口味，虽百品具陈，终不用重食其肉。诸杂既重，必有相贼，聚积不消，遂动诸石。”此外，还要“勿食蒜、油腻、猪、鸡、鱼、鹅、鸭、牛、马等肉，即无病发。”《千金方》所辑的将息法，内容十分丰富细腻，呈现繁复多端的特点。但其主体内容无外以下几个方面：

1.注意饮食调理

一般说来，由于石药性热，应以将冷为宜，因此皇甫谧提出“凡服药者，服食皆冷，唯酒冷热自从”的主张，得到大多数服食家的认可，几乎成为服石的饮食原则。《千金方》在此原则基础上，又对饮食的多少、饮食的时间、次数等作了补充，特别是辑录服石后宜食忌食诸物十分具体。

此外，《千金方》对服石后的饮酒问题也有所论及。《病源》载有皇甫谧关于服药者“唯酒冷热自从”及“当饮酒，令体中醺醺不绝”的论述。《千金翼方》却严格区分情况，该饮热酒时就饮热酒。如将息法第十三条论治心痛如刺者，指出：“诸痛之中，心痛最恶，急宜速救之，惟热酒为善，起沉滞于血脉之中，故当任力自温。”三十七条论治关节强直、不可屈伸，指出“饮热酒，瘥”。四十四条论治寒热累日的病情，还指出病因是“饮冷酒食热故也”，强调热饮的重要，原文称：“或寒热累日，张口结舌，眼视高，睛不与人相当，日用水百余石，洗浇不解者，由不能自劳行，饮冷酒食热故也。譬如暍人，心下更寒，以冷水救之。愈剧者，气结成冰，得热熨饮则冰消气通，暍人乃解。药气聚心，乃更寒战，宜急饮热酒，令四肢通畅，然后以冷食，冷水洗之，即止。”

2.注意起居调摄

服石之人，日常的坐卧行住及衣着、沐浴各有节宜，节宜不当则会发生种种病症。《千金方》虽然没有设立“服石节度”的专题来对服石起居进行正面论述，但在将息、解散诸法中时有讨论。如：坐，则不宜过久，不能坐温热之处，要多活动伸展，久坐不行则使“周体患肿，不能回转”;而久坐温处、热处，则会导致“脚疼欲折”、“腹胀欲裂”、“热入膀胱”，甚至“大便稠数”的“将死之候”。卧则不宜太软，被褥不宜过厚，以安卧为度。若“卧处太厚，又盖覆被衣，温不脱”，则会致“百节酸疼”等症，因而主张“单床，薄被”、“寝处必寒”。行能调畅关节、疏通气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