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医学是研究预防和消灭病害，讲究卫生、增强体质，改善和创造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医学。它从预防的观点出发，研究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研究消除人体内外环境中对健康有害的因素和利用有益因素的措施，以增进人民健康，延长寿命、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又可分为卫生学、流行病学等专门学科。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预防疾病的经验，尤其是预防医学思想源远流长。

早期预防措施及思想 远古人类的生活是极其艰难的，茹毛饮血，饥寒交迫，常因病害侵袭，死于非命。由于知识的不足和恐惧的心情，构成了先民们趋吉避凶的心理。他们把病害常归之于鬼神作祟，产生了种种驱逐鬼神的迷信举动。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后，虽然统治者仍利用鬼神愚弄民众，维护统治，巫师们也继续利用巫术来蒙骗病家，但广大人民群众，在劳动、医疗实践中创造和发现了许多符合科学的防病方药和经验，也有了预防医学的一些理论。如《周易》提出：“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豫通预，这是“预防”二字在中国经书上之首次应用。《淮南子》提出：“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在春秋战国时期撰成的我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奠基著作《内经》中更明确强调：“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记述春秋时期著名医学家扁鹊(秦越人)诊视齐桓侯之病后，说：“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可见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在知识阶层和医学界，已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即凡是能预防、治疗疾病在未发生之前的医生，才是一个高明的医生。

与此同时，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积累之预防疾病的经验和方法也得到了总结和发扬。如在现存最早的本草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防蛊药物和方法8种，防外科和五官科疾病的药物和方法16种，防内脏病的药物和方法4种，明确为防疫的药物有4条。其曰： “箴鱼……食之无疫疾”;“鳖鱼……食之无疠”;“青耕，可以御疫”;“三足龟，食之无大疾”。宝贵的不在其实效如何，而是其对预防传染病经验的总结和代表的先进思想。先民对季节性疾病早有认识，并采用了种种预防措施。如元旦饮椒柏酒、屠苏酒，烧丁香、放爆竹，端午饮雄黄酒、艾叶酒，焚苍术、白芷……等等，这些饮服、焚烧的药物中，不少是能对杀灭细菌起一定作用的。这一饮酒，焚药的方法且沿传成俗，至今民间仍有应用。

个人卫生 从甲骨文和出土文物证实，在夏商时期，人们已养成洗脸、洗手、洗脚等习惯。周代，要人们定期沐浴，且由政府颁布律法加以固定之。如《礼内》曰：“五日则燂汤清浴，三日具沐”。至汉代，《汉律》也规定“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此时还进一步认识到“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的治疗意义，并提出了不少洗沐的处方(如猪胆汁、桃叶汤等)以加强洗沐的防治效果。唐代的《千金月令》中还提出：“凡衣服、巾、栉、枕、镜，不宜与人同之”的良好卫生习惯。对于痰唾，在纪元初，即已有用“唾壶”收拾痰涎的记载，唐医家孙思邈还明确提出了要“常习不唾地”的要求，是非常有意义的卫生措施。宋代的《童蒙须知》有：“凡如厕必去上衣.下必浣手”;“着衣既久，则不免垢腻，须要勤勤洗浣”;“凡日中所着衣服，夜卧必更，则不藏虱”，则在宋代已形成便后洗手、勤换衣服的习惯了。古人对口腔卫生也很讲究，在周代已有漱口习惯，《礼记》就有“鸡初鸣，咸盥漱”的记载。至隋代已提出：“食毕当漱口数过，不尔，使人齿病”的要求，唐·孙思邈更提议：“每旦以一捻盐内口中，以暖水含及叩齿百遍，为之不绝，不过五日，口齿即牢密”，而宋代的《医说》指出：“早漱口不若将卧而漱，去齿间所积，牙亦坚固”，已明确了夜间漱口的重要意义。在刷牙用具方面，以燉煌壁画“劳度叉斗圣图”(晚唐时作品)看，当时清洁牙齿是用右手中指揩齿的。据记载，当时还有用杨柳枝的一端，咬成或打成刷状，蘸药揩齿的，如唐代的《外台秘要》载“每朝杨柳枝咬头软，点取药揩齿，香而光洁”。因此，严格说来，唐以前只是揩齿而非刷牙。至宋代，才有刷牙和牙刷的记载。北宋宝元(1038～1040年)中温革撰《琐碎录》谓：“早起不可用刷牙子，恐根浮兼牙疏易摇，久之患牙痛，盖刷牙子皆马尾为之”，刷牙子即牙刷。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牙刷实物为赤峰县辽驸马卫国王墓 (辽应历9年即公元959年)出土之两把牙刷柄。宋时还是以刷牙与揩齿并存，故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书中还普遍记载有揩齿方。元代，刷牙方法更为普及，罗天益的《卫生宝鉴》已有刷牙药，并提出要早晚二次刷牙;忽思慧《饮膳正要》提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等，刷牙较揩齿更能清洁口腔，故在保持口腔清洁方面，刷牙要比揩齿进步。至明代文献中，已很难找到用杨柳枝揩齿的记载，揩齿药也都改为刷牙药了，牙刷毛束除马尾制外，还有棕制牙刷。清代在牙刷品种、刷牙方的数量方面更见增多，意味着对口腔卫生的更予重视，也可见刷牙在保持口腔卫生，减少口腔疾患方面所起的作用。

饮食卫生 “病从口入”是民间习用的谚语。古人对饮食卫生亦非常讲究。在夏商时代，人们就知凿井而饮，汉代王充曰：“饮食不洁净，天之大恶也”。《内经》中并提出要“饮食有节”，这含有饮食要有节制和按时定量的双重意义;还提出了“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及“高粱之变，足生大丁”等因饮食不节所导致疾病的忠告。《金匮要略》更明确指出：“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说明了注意饮食卫生的重要性。唐代《千金要方》还提出“食当熟嚼”，“饱食即卧，乃生百病，不消成积聚”以及“食瞰鲜肴，务令简少”等内容，对防止肠胃道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方面，至今有现实意义。

环境卫生 远在原始社会，就有了畜圈。至夏商时代，人们巳在住宅附近挖掘了排除积水的水沟。战国时代已有较完备的下水道设备，不仅有阳沟，且有阴沟。河北省易县考古发掘出的陶窦，即战国时下水道实物。在公元前二世纪我国人民已知水源与疾患有关，如《吕氏春秋》说：“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与伛人”，因此对水源的卫生是很注意的。早在《周易》中已载有浚井、修井和澄清井水的工作。至汉代，已由政府号召在每年一定时期，普遍地进行浚井工作，当时称之为“改井”。《后汉书·礼仪志》云：“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火，可去温病”，即可见对水源的重视。基于水源污染会导致疾病的认识，人们亦早已开始对井水进行消毒。后魏的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用茱萸叶消毒井水; 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记载用屠苏酒药渣消毒井水; 宋代沈括的《忘怀录》用钟乳、磁石、硫黄、金纪玉等矿石消毒井水;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载有“凡井水，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用须煮滚停一时，候碱澄乃用之”等。清洁水源，注意饮水卫生对防止肠胃道传染病无疑是一重要措施。在粪便、垃圾处理方面，在汉代，城市已设有“都厕”(即公厕)，南宋已有专门清除粪便的行业，可见对环境卫生之重视。此外，汉代还发明了“飜车”和“渴鸟”，类似今之洒水车，以清扫街道时之用。南宋时已设专人清除垃圾，据《梦梁录》记载，当时已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并谓：“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沟渠人沿门通渠，街道淤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间处”又宋代陈旉的《农书》载：“凡扫除之土，燃烧之灰，簸扬之糠秕 ，断藁、落叶，积而焚之，沃以粪汁，积之既久，不觉甚多，凡欲播种，筛去瓦石，取其细者，和匀种子，疏把撮之，待其苗长，又撒以壅之”，是化害为利的科学的垃圾处理法。

除害灭病 如清代汪期莲的《瘟疫汇编》中记载：“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亡者”，已明确把苍蝇与传染病联系起来，并说用“逐蝇祛疫法”，使青蝇远避，即不染瘟病了。在那时有这种观察，是难能可贵的。而在扑灭苍蝇方法上，文献上也有不少记载，如《日华子本草》用“百部……杀虱及蝇蠓”，《斗嵎传》有药蝇方，《居家必用》用蒪菜、草乌灭蛆方等等，都可见古人在灭蝇方面所作的努力。至于蚊子，因其螯人之故，故灭蚊法早就有之。常见的为烟熏法，唐代孙思邈的《食忌》说：“五月，取浮萍，烧烟，去蚊子”。北宋大多用艾熏法，至明清仍广泛流行。此外有用浮萍、樟脑、鳖甲、楝树叶及蔴叶等作焚烧剂。医书中多有雄黄、巴豆焚烧以熏除毒虫包括蚊虫者，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南宋已有蚊香出售，洪迈《夷坚志》曾记一人因酒醉误食蚊香原料以致中毒者。其他如灭鼠等工作，也是古来就有之，在《周礼》、《仪礼》、《诗经》等书中就有许多除虫灭鼠的方法，如抹墙、堵洞、用药熏、洒灰、按时扫房等。《左传》还有“国人逐瘈狗”以防狂犬病的记载。除害灭病工作，在预防传染病流行方面也是一重要环节。

避疫检疫 由于传染病流行迅猛，后果严重，因此人们在趋吉避凶心理指导下，自然的有“避疫”的举动，这在保全生命上有一定作用，亦有一定的隔离意义，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如晋代有“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的规定。这些虽能防止疫区的扩大，然还是消极的措施。对于传染病员的收容和治疗工作，是为较积极的措施，如汉代就已出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学”的最早的“传染病院”，唐代设立了收容麻风病人之“疠人坊”及收容贫病之“悲田养病坊”，一般皆由寺庙僧人照管，国家给予一定资助，以后历代也都有类似机构，则亦属隔离病院性质。至清初，由于天花的猖獗，清政府设立了“查痘章京”一官，专为检查痘疹。从避疫到检疫，这在预防传染病方面，是非常进步的措施。

免疫方法 这在预防医学发展中的意义尤其重要。公元三世纪，医学家们已成功地运用狂犬脑敷贴于狂犬咬伤处以防治狂犬病的发作。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明确指出：“疗狂犬咬人方：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此后崔知悌的《纂要方》、孙思邈的《千金方》、王焘的《外台秘要》等书中都有记述，说明这种医疗技术在中国医学史上曾有过广泛和长久的运用。狂犬脑防治狂犬病的科学原理后为法国人巴斯德运用狂犬脑制取疫苗防治狂犬病成功所阐明。巴斯德的免疫思想和免疫技术，当然比葛洪的方法要高明得多，但葛洪运用狂犬脑较巴斯德早了一千五百年，在预防医学史上应有其明显地位。

同时，《肘后备急方》记载了射工毒蛊。至隋代，又称作溪毒、沙虱。沙虱即恙虫的幼虫(恙螨)，恙虫病就是由这种形似小红蜘蛛的恙虫幼虫为媒介而传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葛洪所提倡的服用虫屑的方法与后世应用疫苗法相似。本世纪初，美国的Ricketts始证明恙虫病的病源是一种“立克次体”，并弄清了携带病源的小红蜘蛛的生活史，1945年才获得了病源并制出了疫苗。

公元四世纪时，我国医家们还采用蟾蜍、蛇肉等作为药物来防止狂犬病的复发。此法曾经法国学者卡默特Ca-lmette和费沙利phisalix二人的动物试验所证明。可见这种基于中医以毒攻毒理论指导下的方法是有科学根据的一种人工免疫法。公元七世纪，孙思邈创造了用血清和脓汁以防治疣、疵等疾病的方法。如“治小儿疣目方，以针及小刀子决目四面，令似血出，取患疮人疮中汁、黄脓傅之，莫近水三日，即脓溃根动自脱落”，“治小儿身上有赤黑疵方，针父脚中，取血贴疵上，即消”，这些应用血清脓汁的方法与后世血清疗法相似。

在免疫发展史上更有意义的是预防烈性传染病天花的人痘接种法的发明。中国本来没有天花，其传入约在公元二、三世纪间。为了战胜天花，人们进行过无数次的探索和观察，曾提出过种种预防和希望减轻病情的方法。如食鼠肉、白水牛虱、白鸽、蜈蚣入鸡卵中蒸食等，这些方法的防治价值难以确论，但如果以曾感染过牛天花的白水牛虱内服，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是不难理解的。然而这些方法毕竟没有能防治天花的强大效果。于是，导致了人痘接种术的发明。据传说，宋真宗年间宰相王旦的儿子王素因请得峨嵋山神医为之种痘而得享天年，且一生未感染天花。较可靠的记载是明隆庆年间 (1567～1572年) 中国有了种痘术。清代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张琰《种痘新书》言：“余祖承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黄百家自叙《天花仁术》中说在康熙二十年到甬上种痘的浦阳人傅商霖，他的曾祖思川、祖歧山，始以种痘术闻名远近的话。以三十年为一世，则傅商霖的曾祖是隆万间人，张琰之远祖亦万历间人，可作为十六世纪已有种痘术的一种旁证。参照孙思邈接种脓血以防治疣目的方法，再经三百多年的发展和前述种种实践经验的总结，峨嵋山神医的接种人痘脓汁以预防天花是可以相信的传说。不过当时仅一个峨嵋山神医，而到十六世纪，丹传之家已蔓延天下，人痘接种术已由少数神医发展到为痘医和儿科医所掌握的一种普及的技术了。同时，清政府早在公元1681年，即给人痘接种技术以充分的肯定，并列入政府计划予以推广。这从康熙的《庭训格言》可见，其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公元1742年清政府正式颁布的医学百科全书《医宗金鉴》，也详载了人痘接种法。正因此，天花在中国并没有造成欧洲那样“半数以上人的脸上布满痘疮”和“墓园中挤满死尸”的惨状。人痘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人痘接种法在接种、传播过程中，也得到了技术上的改进，例如痘衣法改为痘浆法;旱苗法改为水苗法; 时苗法进而为熟苗法等。朱奕梁《种痘心法》在总结这一改进方法时指出：“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炼，即为熟苗”。可见人痘接种术之选种育苗与现代疫苗的科学原理是完全一致的。人痘接种法的成功，很快就传到国外。1688年，俄国就派人至中国学痘医; 俄土战争中，人痘接种术由俄国传到土耳其; 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M. L. Montague学得人痘术传之于其本国，于是人痘术得倡行于欧洲。十八世纪，人痘术传播到美洲。1744年中国痘医李仁山到长崎，日本始传人痘术。1752年《医宗金鉴》传入日本，人痘法在日本流传更广。人痘术传入朝鲜约在1763年。约在同一时期传至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1796年，英国人痘医琴纳(E.Jenner)为一男孩接种牛痘获得成功，牛痘源于人痘是无可怀疑的事实。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至中国，才逐渐代替了有数百年历史的人痘接种传统。1890年，清代杨霖的《沙疹辑要》中，首先记载了麻疹接种法曰：“先于患者发疹最多处部，以铍针微刺之，急将绵一片浸取其血;尔后，就种者臑上徐徐刺之，令血流漓。凡一刻顷，乃取彼浸血绵贴其疵止，直紧绑之，放置三日许，而后撤去，但要其鍼疵不深不浅，一适其宜，贴绵间不长不短，唯中其时”。明显也是据人痘接种法而来。

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宣布全球消灭天花，这是人类医学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这个胜利与琴纳的牛痘发明相连，同时，也与中国人痘接种法的发明和传播相连。

增强体质 在预防医学中也是重要的一环。我国古代人民早就总结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蠢”的经验，因此有华佗“五禽戏”的提倡及养生家们的导引、气功、按摩、太极拳等医疗体育的产生与发展。(参见“导引、按摩与医疗体育”条)

劳动卫生 是防治职业病的重要措施。汉代王充的《论衡》中已有关于冶炼工作中发生灼伤及火烟侵害眼鼻的记叙。公元七、八世纪已观察到某些产生有毒气体的地点，如隋代《诸病源候论》已提出：“凡在井冢及深坑阱中，多毒气，不可辄入……必须入者，先下鸡鸭毛试之，若毛旋转不下，即是有毒，便不可入”的认识，这对避免在有毒环境中工作是有益的。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记载：“凡取煤经久者，从土面能辨有无之色，然后掘挖，深至五丈许，方始得煤。初见煤端时，毒气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人从其下施䦆拾取者”。 毒气，是指煤井中积贮的二氧化碳、沼气、硫化氢等。这是古人创造的简单的在矿井中用竹筒排出有毒气体之实例。明代《农政全书》记载： “凡凿井遇此，党有急飒飒侵人，急起避之，俟泄尽更下凿之。欲候知气尽者，缒灯火下视之，火不灭是气尽也”，这种测验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对职业性铅中毒，《本草纲目》有载： “铅生山穴石间，人挟油灯入，至数里随矿脉上下曲折砍取之，其气毒人，若连月不出，则皮肤痿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本草纲目拾遗》亦谓：“粉锡即铅粉，乃以铅打成薄片入甑用醋一瓶同蒸化作粉用，今杭城多有业此，名曰粉房，工人无年久业者，以铅醋之气有毒能炼人肌骨，且其性燥烈，坊中人每月必食鹅一次以解之，则其不能无毒可知”，据《本草纲目》鹅肉能解药毒，因此用于防治铅中毒。现代治疗慢性铅中毒，提出要给予患者合理营养，服食鹅肉也是合理的。对于砒中毒，在《天工开物》中也指出：“此物生人食过分厘立死”，在其炼制过程中是通过密封来防止毒气外溢的，这从《本草纲目》所曰：“观丹客升炼水银、轻粉，鼎器稍失固济，铁石撼透，况人之筋骨皮肉乎”?鼎为炼制的容器，固济则是相当严密的封固。《天工开物》“礁炼”项载：“靠炉砌砖墙一朵，高阔皆丈余，……周墙以抵炎热，鼓鞲之人方克安身”，是我国古代高温场合工作中预防“热射病”的珍贵史科。此外有关劳动者易发之疾患如皴裂、冻疮、日晒疮、汗淅疮、擔肩瘤，在历代外科医籍中也多有记载及防治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预防医学思想不仅有悠久历史，亦有光辉成就和贡献。解放以后，劳动人民当了国家主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的卫生事业，制定了卫生工作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中国传统的预防医学的成功经验将在预防工作中得到挖掘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