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由于人们所站的立场不同,视角各异,对同一件事物进行观察分析,也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中医学本质的认识也是这样。如果将中医学与人的健康和生存环境结合起来研究,就会发现,《黄帝内经》所构建的中医学框架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生态医学体系。
1.“人与天地相参”的整体医学观
“人与天地相参”(《灵枢·岁露论》)可以认为是《黄帝内经》对医学认识的根本指导思想。其含义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人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产物。《黄帝内经》指出人生活在“气交”之中,和大地上的万物一样,都是天地形气阴阳物质即自然界有规律变化的结果。《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里,故能为万物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也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过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生气通天论》还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这些表述尽管古朴玄妙,但却表达了人是天地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产物,人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是长期适应自然界环境结果的深刻内涵。
二是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人类的生存环境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一为无机环境,包括天文、气象、地形、土壤、水文;二为有机环境,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三为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环境即社会环境。前两种环境属于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无机条件如空气、水、阳光之类,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中。有机条件如《素问·脏气法时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各种食物因为性质差异进入机体后各有所归。《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即臊、焦、香、腥、腐,臊入肝,焦入心,香入脾,腥入肺,腐入肾;五味即酸、苦、甘、辛、咸,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五气五味进入人体以后,其中精微者输送到全身以养五脏,从而保证生理机能的正常发挥和过程的正常进行。
三是人体和自然界有着共同规律。《内经》认为,人体与自然界不仅共同受阴阳五行法则的制约,而且人与自然界之间存在多种相互通应的关系。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腑。”指出大自然的清阳之气在上而为天,浊阴之气在下而为地。在地之雨水,由于能蒸动,则上升为云;在天之云,遇到冷空气则凝聚成滴,下降为雨水。这就是自然界云雨升降的运动规律。人的物质代谢也有类似的过程,清阳之气上升,发腠理,外达实四肢,浊阴之气下降,走五脏,内敛归六腑。由于人体清浊阴阳的升降出入运动,维持人体的动态平衡。《内经》将自然界天地之间云雨的升降转换与人体代谢作模拟,发现人与自然界有共同规律,也说明人与自然界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不仅相通,而且简直就是一体。故《内经》说:“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举痛论》)
四是人体生理机能和病理过程受自然界的影响。春温、夏热、长夏湿、秋燥、冬寒,表示一年中气候变化的规律。人体在这种气候的影响下,有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的相应变化。《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通于春气;脾胃……仓廪之本……通于土气。”不仅四时气候对人的生理功能有影响,昼夜的变化对人的生理功能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一天之内,白天人的阳气行于外,推动着人的各种机能活动,所以人的劳动多在白昼;夜间阳气内敛,人们也由动入静,通过休息而恢复精力和体力。因此,《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出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此外,不同的地理环境,如城市、乡村、高原、平地、海洋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体的机能。不少疾病的发生是因地而异的。《素问·异法方宜论》说:东方之人易患痈疡,西方之人其病生于内,北方之人脏寒生满病,南方之人易病挛痹,中央之人易病凄厥寒热。上述所言虽未尽然,但地区方域不同确易发生某些地方性疾病。这是因为致病因素和人的体质特点因地而有所不同,所以疾病也会因地而异。
2.“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平人者不病”的心身健康观
《内经》关于健康的认识有一个很高的境界。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健康是什么的定义,但却设定了最佳的健康状态——“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调病人。”(《素问·平人气象论》)其内涵,一是强调要顺应自然,二是强调身心的一致,三是强调必须适应社会的复杂变化。《素问·刺法论》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表明顺应自然是实现“平人者不病”的重要条件;(《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说明保持思想上的清静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同上),是说人要与社会保持协调的关系,才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这实际上强调了健康就是要保持人与社会的协调,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并从中获得有益于心理、生理的乐趣。否则,“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素问·疏五过论》)
《内经》认为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正邪斗争,正不胜邪的结果:“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猝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灵枢·百病始生》)
《内经》还认为,有些疾病的发生是由社会因素引起的,如“脱营”、“失精”等病证。其社会性病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病因。《素问·疏五过论》:“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指出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变,可引起人的心理失衡、精神内伤而导致疾病。《素问·腹中论》有“夫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也说明某些疾病的发生与病人所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地位有关。二是职业和劳动方面的病因。《内经》认为,职业和劳动是病因学中不可忽视的内容。《素问·痿论》:“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留”,指出长期从事水中作业,易造成水湿之邪留而导致疫证的发生。《素问·宣明五气》提示不同的劳动方式在一定条件下可损害不同的组织器官而发生疾病:“久视伤心,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过强的劳动能损伤人体之气,《素问·举痛论》曰“劳则气耗”,《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因而强力,肾气乃伤”,提示劳动强度要适中,做到劳而有节。但是劳动强度过低,甚至贪图安逸,亦能使气血郁滞而致病,故提倡“逸者行之”(《素问·至真要大论》)。这与现代社会医学的观点是一致的。
3.“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的自然死亡观
医学必然面对死亡。不同的医学体系对死亡有不同的态度。《内经》论述和涉及死亡的地方比比皆是,《素问》323处提及死,《灵枢》也达166处。但这近500处谈到死的文字,大多只言及将死之兆或预言死亡之期,而基本不见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抗的论述。即《内经》是以一种自然平和的心态正视而非回避死亡的。
《素问·上古天真论》开篇即言:“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灵枢·天年》中说:“人之寿百岁而死,何以致之? ……使道遂以长,基墙高以方,通调营卫,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满,百岁乃得终。”在这里,人生百岁是为天年。百岁之中,不同阶段人体的机能状态有所不同:“人生十岁,五藏始定,血气已通……二十岁,血气始盛……三十岁,五藏大定……四十岁,五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五十岁,肝气始衰……六十岁,心气始衰……七十岁,脾气虚……八十岁,肺气衰,魄离……九十岁,肾气焦,四藏经脉空虚。百岁,五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固然“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灵枢·寿天刚柔》)但其寿者,“五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府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灵枢·天年》)
人有天年,但并非人人都可安享天年。正如《灵枢·天年》所说:“人之寿夭各不同,或夭寿,或猝死,或病久。”是寿是夭,取决于人之神与气:“气之盛衰,以至其死。”“人之始生……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灵枢·天年》)“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灵枢·平人绝谷》)得神即“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灵枢·天年》)亦即“平人者不病”的状态。“六经调者,谓之不病。”(《灵枢·刺节真邪》)“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之寒温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气必相称也,是谓平人。”(《灵枢·终始》)平人可安享晚年,但需水谷精微支持,“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水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灵枢·平人绝谷》)
4. 生克制化、追求平衡的生理病理观
人体本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重组织结构的系统。《内经》在“天人合一”观念下,将哲学思辨的五行解说模式应用于人体系统,归纳不同层次和等级的子系统为相互作用的五种关系。人体系统之下分为五脏子系统——肝系统、心系统、脾系统、肺系统、肾系统;组织器官系统——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华;基本物质系统——精、气、血、津、液。这些不同层次和等级的子系统通过经络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藏象”。五行系统是一种多体稳定系统。五行中各组成部分不同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按功能特性分成五个小系统。具有生发、条达的小系统叫做“木系统”;具有炎热、向上特性的小系统叫做“火系统”;具有长养、化育特性的小系统叫做“土系统”;具有清静、收杀特性的小系统叫做“金系统”;具有寒冷、润下特性的小系统叫做“水系统”。五个小系统之间通过生克胜复机制维持整体的动态平衡与协调。《内经》将五行理论模式应用于人体,确定人体五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抑制的关系,为正确了解人体系统特性及其对系统进行调控提供了依据。
《内经》认为,人体的五行系统通过生克和胜复机制维持机体的动态平衡。《内经》将五行系统中的调节机制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常情况下的生克机制,一类是异常情况下的胜复机制。生克机制包括相生相克两个方面。从相生来看,每一行都具有“生我”和“我生”两种关系,又称“母子”关系。从相克来看,每一行都具有“我克”和“克我”两种关系,《内经》称为“所胜”、“所不胜”。因此,每一行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四重关系。这表明在五行系统中任何两行之间都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内经》认为,五行的生克是一种对立统一、相互关联并相互制约的关系。五行相生代表事物发展过程的五个阶段,前一行是后一行的基础,后一行是前一行的演化。而五行相克则反映事物的运动变化,使五行相生不至于太过而有用,如木得金克则材,火得水克而不焚,土得木克而不塞,金得火克而成器,水得土克而不泛(其余四行以此类推)。由于五行中的每一行既被生又能生,既能克又被克,因而总体上表现为一种正常的动态平衡趋势。胜复机制是异常情况下,五行系统的相对稳定和平衡被打破、机体脏腑功能失调,机体五行系统起动的一种调节机制,其表现和机理为:若一行有余,其所不胜(克我)之行不能抑制它,于是它不但加倍地侵袭其所胜(我克),而且会反过来凌辱其所不胜;若一行不足,则其所不胜不但加倍地乘虚侵袭它,其所胜也会反过来凌辱它。《内经》称这种关系为“相乘”、“相侮”,前者为克之太过,后者为反克。正如《素问·五运行大论》所说:“气有余,则制己所胜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另一方面,当五行中的某一行出现太过不及,该行与其他四行的关系在总体上的不平衡,则将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五行系统本身可以产生“复气”以调整之。所以,《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有胜则复,无胜则否。”《内经》把由于太过或不及所引起的对“己所胜”的过度克制称为“胜气”;将平抑胜气之作用称为“复气”。在一个过程中,有多少胜气,就会出现多少复气,即有多少太过,便会有多少不及,有多少不及,又会引起多少太过。如以火为例,火气太过,则对金克伐太过使金偏衰,金偏衰相应地会减弱对木的约束,木因此偏亢加剧对土的克制,土被抑衰后又会降低对水制约,水于是旺起来把太过的火气克伐下去,使之恢复正常;火气不足,则受到水的过度克制,但同时又会引起金的偏亢,金偏亢则使木受压抑而偏衰,木偏衰又造成土偏亢,土偏亢导致水衰,水偏衰最后使火气由不及而恢复平气。这样,通过胜复机制维持五行系统在异常情况下的动态平衡。
《内经》关于生理病理机制的更多论述,是关于藏象的认识和归纳,即藏象学说。它立足于人体与自然界有着密切联系的整体观,强调人体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即人体内外环境、人体各组成部分之间,在物质代谢、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上都是互相联系、互为影响的,体现了物质与代谢的统一、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局部与整体的统一。人体系统的各个要素按照一定规律进行联系,这种联系贯穿在四个方面:其一,所有的要素通过经络联结成一个系统;其二,要素之间由于生理的和病理的特殊相关性形成五脏子系统;其三,人体通过五脏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实现机体的相对稳态;其四,五脏子系统与精气血津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经络联结各种要素方面,《灵枢·本脏》篇说:“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荣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指出经络有运行气血、营养全身的功用。由于经络能将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各部,从而保证全身各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活动,如荣气之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则为五脏藏精、六腑传化的功能提供了基础。在各要素之间生理与病理的特殊相关性形成五脏子系统方面,将人体系统作为母系统,其下再分为以肝、心、脾、肺、肾五脏为核心的五个子系统(可简称为肝系统、心系统、脾系统、肺系统、肾系统)。据《素问·六节藏象论》、《灵枢·本输》、《灵枢·五阅五使》等可知,五脏系统是一个相互协调和制约的矩阵结构。五脏子系统的相互协调使机体保持相对稳态。五脏子系统通过五行生克制化的原理产生内在的联系和变化并进行反馈联系,实现调节和控制,使机体处于稳态和平衡,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其中某个系统在内外因素的干扰下发生太过或偏离正常状态的变化,其他的系统就会对它施加作用,经过不断地运转,达到新的平衡。如果通过自我调节不能恢复正常平衡,就会发生病变。所以,《素问·六微旨大论》说:“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五脏子系统与精、气、血、津、液的关系十分密切和复杂。精、气、血、津、液是构成人体五脏系统各要素的物质基础,它们在人体内不断地转化即“新陈代谢”。精气血津液的正常代谢,是五脏子系统相互协调共同完成的。
5.“生病起于过用”,“反常则灾害至矣”的动态疾病观
自然界变化与人体、动物健康状况关系密切。四时气候变化,是生物生长化收藏的重要条件之一,正常情况下并不导致人体生病。人体、动物体本身具有适应外在环境变化而保持正常生理活动的能力。但此种能力有一定的限度,如果气候变化过于急剧,超过人体、动物调节机能的一定限度,或者由于人体、动物的调节机能失常,不能对外界变化做出适应性的调节时,就会发生疾病。因此,《素问·经脉别论》指出:“春夏秋冬,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则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远,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灵枢百病始生》言:“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一般说,疾病的出现关系到人、动物和自然两方面:《内经》把导致人体(动物)适应自然变化能力的下降并导致人发病的外在因素称为“邪”,把人、动物的调节机能和抗病能力称为“正”,并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将疾病发生与否,归结于邪正双方势力的消长。如果正气充沛,能抗御邪气,就不会生病。反之,邪气过盛,正不胜邪,就要发生疾病。在四时气候变化中,每一个季节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对人体(动物体)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常常发生时令性季节性的疾病:“四时之气,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灵枢·四时气》)“百病之所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素问·金匮真言论》说:“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临床也充分证明,春天多温病,夏天多痢疾、泄泻,秋天多疟疾,冬天多咳嗽、哮喘、痰饮等病。地理环境、水土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各个地区发生的疾病也不相同。对此,《素问·异法方宜论》作了详尽的阐述。饮食,是人摄取营养、维持机体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但饮食失宜又是导致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灵枢·五味》说“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是指水谷乃化生之源。饥而不得食,渴而不得饮,则机体得不到足够的水谷补充,久之会导致气血减少而生病。反之,饮食过量,或偏嗜五味,也会发生种种病变。《素问·生气通天论》云:“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味过于咸,大骨气劳……味过于甘,心气喘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内经》还认识到,由于四时之气使然,百病多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之规律。
6. 治病求本,“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的协调治疗观
“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可以认为是《内经》的基本治疗思想。《内经》对疾病的认识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人体自身,而是从社会与人的关系出发。因此,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都特别强调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对人体的影响,注重其协调而非对抗。《素问·疏五过论》说:“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治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提出在诊断中除了充分考虑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之外,还要时刻注意社会因素对疾病的影响,了解病人贵贱贫富苦乐的情况,做到“诊有三常”。
在确立对疾病的治疗原则及具体方法时,《内经》的协调治疗观首先强调“病有标本……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素问·标本病传》)。何谓标本? “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素问·汤液醪醴论》)。“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标者,有生于中气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中气而得者,有取标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素问·至真要大论》)。在处理标本问题上,《灵枢·病本》说:“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后中满者,治其标。先病后泄者,治其本。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有客气,有同气。大小便不利,治其标;大小便利,治其本。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谨详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为独行。先小大便不利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也。”
其次《内经》的协调治疗贯彻损其有余补其不足的中和思想。《素问·疟论》说:“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素问·至真要大论》详析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灵枢·经脉》具体为:“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灵枢·九针十二原》也强调:“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盛则虚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灵枢·终始》篇:“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腘。”在具体治疗时,《内经》认为,如能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辨别病证,并随机应变地治疗疾病,其效果之迅捷如桴应鼓、如影随形。《素问·宝命全形论》说:“若夫法则天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载的来自东方的砭石,西方的药物,北方的灸烟,南方的九针,中央的导引按跷等,就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根据各地人们的体质及其多发病的特点,创造出来的适宜于各种不同情况的医疗方法。《素问·五常政大论》还根据“高者气寒”、“适寒凉者胀”的情况,指出“下之则胀已”;根据“下者气热”、“之温热者疮”的情况,指出“汗之则疮已”。还指出,西北之地“气寒气凉”,人们多因寒邪外束而热郁于内,故治宜“散而寒之”,“治以寒凉,行水渍之”;东南之地“气温气热”,人们多因阳气外泄而内生虚寒,故治宜“收而温之”,“治以温热,强其内守”。
7.“阴平阳秘”,“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主动预防观
医学产生于对疾病的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先有疾病的存在,后有医学技术及医学科学。但医学绝不仅仅限于针对性地治病,它也包含了对疾病的预防。这一点不仅在现代医学中十分突出,构成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在古老的中医学中,这种思想火花也早就迸发了。《黄帝内经》中“阴平阳秘”(《素问 ·生气通天论》)、“不治已病治未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的思想,构成其生态医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治已病治未病”站在理性思维的高度,跳出了有病治病对抗性思维的局限,将疾病预防于未萌之先。《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尤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这里的“上工”是指高明的医生,意即高明的医生并不局限于治疗已经发生的病证,更应着眼于人体内外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与调理,使其不产生病证,即保持“平人”状态。这种思想经过衍生和发展,至唐代就成了“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唐·孙思邈《千金方·论诊候》)的泛医学思想,即将人类社会、人(包括人群)和人体所患的疾病也都纳入了医学的视野,表现了跳出医学来认识医学的勇气和智慧。“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来源于对人体“阴平阳秘”重要性的认识。《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在这里,“阴平阳秘”不是指数量上多寡的平衡,而是指状态上的一种平衡,即阴气平和,阳气密闭。只有“阴平阳秘”,才能不妄施泄,耗损天真,才能始终保持不病的健康状态,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
8. 顺应环境四时,“形与气相任则寿”,“志闲而少欲”的达观养生观。
顺应自然为《黄帝内经》养生之本。《内经》依据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天人合一学说,提出适应环境四时气候变化、饮食有节、体育锻炼、精神修养等许多养生方法。环境养生方面,《内经》指出:“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小大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明地理环境对人的生化寿夭有着重要的影响。《素问·宜法方异论》则进一步指出,因地理位置的差异而形成人的不同体质,并相应地导致一些易发疾病。因此,选择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对养生防病、延年益寿有重要意义。四时调摄养生方面,最早、最重要的理论是《内经》提出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灵枢· 口问》),“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素问·移精变气论》)及“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等论述,明确提出气候变化能够导致疾病,详细论述了天气变化的正常规律、异常变化,以及这些规律和变化对人体的影响,易发生的疾病等。并根据一年四季的正常变化是春温、夏热、长夏湿、秋燥、冬寒和生物与之相应的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生长规律,提出人的因应,这就是著名的春、夏、秋、冬四季养生各异的理论:“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灵枢·本神》:“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邪僻不至,长生久视。”指出人们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要适应四时气候变化,才能保持机体的健康而不病。在饮食起居方面,“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素问·生气通天论》)强调“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素问·上古天真论》)。
《内经》认为人的形与气对人的健康和寿命影响极大:“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藏,乃病藏;寒伤形,乃应形……形有缓急,气有盛衰……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皮与肉相果则寿,不相果则夭。血气经络胜形则寿,不胜形则夭……平人而气胜形者寿;病而形肉脱,气胜形者死,形胜气者危矣。”(《灵枢·寿天刚柔》)
在精神修养方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为无为之事,乐恬澹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素问·八正神明论》:“养神者,必知形之肥瘦,荣卫血气之盛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此外,《内经》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体育锻炼的具体方法,但也在《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谈到了“导引按跷”等各种体育锻炼对治疗痿厥寒热之疾以养身延寿的重要作用。